6年前，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在与妻子大吵后，被妻子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此后不但引发了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更引发了针对如何规范收治精神病人的诉讼纠纷。何锦荣将广州脑科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巨额索赔。几年来，案件经历了漫长诉讼。昨日，广州市荔湾法院重审认定：院方的收治程序没错，但何锦荣却被错诊为精神病。
案件回顾
何锦荣是拥有多家公司的民营企业家。案发前，何锦荣夫妇双方都曾指责对方有婚外情。何锦荣更是指出是妻子为了利益，而伙同医院陷害自己。
2005年12月20日23时30分，广州脑科医院在未经任何诊断的情况下，以何锦荣患精神病为由，强行将其从住所绑到医院住院，并进行了强制诊断检查。
住院期间，何锦荣及其母亲等人曾反复向院方反映其并无精神疾病，但院方置若罔闻，且对何及其母亲等人提出的出院要求，都以其前妻不同意为由予以拒绝。直到2006年1月20日，才同意让何锦荣出院，但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道歉或补偿。
何锦荣认为，医院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自由权和名誉权，给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肉体痛苦和经济损失。据此，诉至法院要求医院立即停止对其人格权的侵害，并在报纸上为其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其还提出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在内的共计100万元赔偿。
何锦荣诉广州脑科医院一案审理结果多次因事实不清，被广州中院发回重审。
2009年，此案在广州荔湾区法院重审第四次开庭。荔湾法院指定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为何锦荣做司法鉴定，最终鉴定意见称，“何锦荣精神状态正常，其于2005年12月21日被广州脑科医院收治入院时亦无重性精神疾病。”
荔湾法院重审时，将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问题归纳为两个争议焦点。
●焦点一：医院收治行为是否有错
本案源于何锦荣的妻子要求医院收治。法院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常会遇到家属认为自己的亲人行为怪异、精神异常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如果家属强烈要求将其送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医院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荔湾法院认为，院方在接到何锦荣妻子的电话，听闻何锦荣有出现精神异常、暴力行为的情况下，立即派出“一条龙”服务的医务人员前往处理是恰当的。派出的医务人员赶到派出所之后，向其妻子和儿子了解了情况。与其妻子签订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护送入院服务委托书》。由于精神病人的特殊性，精神病医院在将其接入医院接受诊断前，是不可能对其作出确定诊断的。因此医院根据其妻子前往派出所求助的情形，作出原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初步诊断，是合理的。
荔湾法院同时认为，在何锦荣家中，医务人员使用“约束带”，进行强行收治也是合理的。荔湾法院认为这样做不存在伤害原告的恶意，故不能认定被告收治原告的行为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该法院因此认为，脑科医院强行收治何锦荣入院没有过错。
●焦点二：医疗行为是否侵害名誉权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归纳为此次医疗行为是否侵害原告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自由权和名誉权。
经法院审查，何锦荣被强行收治后称可能有黑社会想对付他、妻子有外遇。脑科医院因此认为这和其妻子之前描述的病情吻合。但是，何锦荣的母亲、兄弟姐妹等随后赶来医院，要求立刻让何锦荣出院，医院对此却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一步补充、核实病史，在30天时间内仍旧以其妻子的主诉为主。即使在病例讨论时，也没有通知原告其他亲属参与。
2009年9月，经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广州脑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确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和职责，应认定院方在诊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过错。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请求赔偿数额50万元过高；被告的医疗行为并没有危害原告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也没有造成身体损害；虽然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这属于医疗行为的质量问题，没有侵害到原告的名誉权及人格权。
综上，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广州市脑科医院向原告何锦荣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驳回原告何锦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应尽快出台
《精神卫生法》
判决颇为尴尬
昨日，南方日报记者就判决结果咨询了法学专家。广东省法学会一名不愿意署名的专家认为，法院的这一判决有些尴尬，平衡双方矛盾的痕迹多，而有些释法细节有待商榷。
这位专家认为，医院通常听信家属一面之词，采取“有病推定”。这种方式无法排除亲属间关系不和而导致的不良动机，把精神正常者送入精神病医院，构成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
专家认为，“被精神病”案例的发生，除了与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约束和监督外，与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长期缺失有关。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规范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治疗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很大程度上导致“被精神病”事件屡屡发生。
男子被强送精神病院 法院认定医院“收治有理”
6年前，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在与妻子大吵后，被妻子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此后不但引发了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更引发了针对如何规范收治精神病人的诉讼纠纷。何锦荣将广州脑科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巨额索赔。几年来，案件经历了漫长诉讼。昨日，广州市荔湾法院重审认定：院方的收治程序没错，但何锦荣却被错诊为精神病。
案件回顾
何锦荣是拥有多家公司的民营企业家。案发前，何锦荣夫妇双方都曾指责对方有婚外情。何锦荣更是指出是妻子为了利益，而伙同医院陷害自己。
2005年12月20日23时30分，广州脑科医院在未经任何诊断的情况下，以何锦荣患精神病为由，强行将其从住所绑到医院住院，并进行了强制诊断检查。
住院期间，何锦荣及其母亲等人曾反复向院方反映其并无精神疾病，但院方置若罔闻，且对何及其母亲等人提出的出院要求，都以其前妻不同意为由予以拒绝。直到2006年1月20日，才同意让何锦荣出院，但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道歉或补偿。
何锦荣认为，医院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自由权和名誉权，给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肉体痛苦和经济损失。据此，诉至法院要求医院立即停止对其人格权的侵害，并在报纸上为其恢复名誉，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其还提出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0万元在内的共计100万元赔偿。
何锦荣诉广州脑科医院一案审理结果多次因事实不清，被广州中院发回重审。
2009年，此案在广州荔湾区法院重审第四次开庭。荔湾法院指定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为何锦荣做司法鉴定，最终鉴定意见称，“何锦荣精神状态正常，其于2005年12月21日被广州脑科医院收治入院时亦无重性精神疾病。”
荔湾法院重审时，将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问题归纳为两个争议焦点。
●焦点一：医院收治行为是否有错
本案源于何锦荣的妻子要求医院收治。法院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常会遇到家属认为自己的亲人行为怪异、精神异常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如果家属强烈要求将其送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医院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荔湾法院认为，院方在接到何锦荣妻子的电话，听闻何锦荣有出现精神异常、暴力行为的情况下，立即派出“一条龙”服务的医务人员前往处理是恰当的。派出的医务人员赶到派出所之后，向其妻子和儿子了解了情况。与其妻子签订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护送入院服务委托书》。由于精神病人的特殊性，精神病医院在将其接入医院接受诊断前，是不可能对其作出确定诊断的。因此医院根据其妻子前往派出所求助的情形，作出原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初步诊断，是合理的。
荔湾法院同时认为，在何锦荣家中，医务人员使用“约束带”，进行强行收治也是合理的。荔湾法院认为这样做不存在伤害原告的恶意，故不能认定被告收治原告的行为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该法院因此认为，脑科医院强行收治何锦荣入院没有过错。
●焦点二：医疗行为是否侵害名誉权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归纳为此次医疗行为是否侵害原告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自由权和名誉权。
经法院审查，何锦荣被强行收治后称可能有黑社会想对付他、妻子有外遇。脑科医院因此认为这和其妻子之前描述的病情吻合。但是，何锦荣的母亲、兄弟姐妹等随后赶来医院，要求立刻让何锦荣出院，医院对此却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一步补充、核实病史，在30天时间内仍旧以其妻子的主诉为主。即使在病例讨论时，也没有通知原告其他亲属参与。
2009年9月，经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广州脑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确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和职责，应认定院方在诊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过错。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请求赔偿数额50万元过高；被告的医疗行为并没有危害原告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也没有造成身体损害；虽然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这属于医疗行为的质量问题，没有侵害到原告的名誉权及人格权。
综上，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广州市脑科医院向原告何锦荣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驳回原告何锦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应尽快出台
《精神卫生法》
判决颇为尴尬
昨日，南方日报记者就判决结果咨询了法学专家。广东省法学会一名不愿意署名的专家认为，法院的这一判决有些尴尬，平衡双方矛盾的痕迹多，而有些释法细节有待商榷。
这位专家认为，医院通常听信家属一面之词，采取“有病推定”。这种方式无法排除亲属间关系不和而导致的不良动机，把精神正常者送入精神病医院，构成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
专家认为，“被精神病”案例的发生，除了与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约束和监督外，与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长期缺失有关。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规范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治疗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很大程度上导致“被精神病”事件屡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