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我坐在徐家汇的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虽然是防空演练，我仍抖擞着精神站了起来，服务员以为我有事特意走到我桌边，我问她难道没听到防空警报吗？只见她和其他顾客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更有甚者说我是神经病一惊一乍的，我无语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家咖啡厅，漫无目的地朝大街上走去，路上行人都是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表情，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聆听这防空警报声，更别说能有几个人知道这防空警报还有三种信号？
就在昨天，我在苏州开会，正好他们城市也在鸣防空警报，我就注意到广场上组织数百普通市民进行民防演练，很多也结合试鸣组织学生进行疏散等活动，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在试鸣的间隙同步播放民防宣传片。其中有一个，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大家集体在操场上默哀三分钟，另外，全体师生也在各个班级集体肃立默哀。但我今天在上海看到的情形却令我失望，更令我担心，会不会有人还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
也就在今天上午，日本执政联盟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只要这一系列安保法案通过，一切将会改变，到时日本不仅可以在遭到攻击时“还手自卫”，而且可以在没被惹着的情况下对外出手，甚至主动出击驰援盟友。总之，自卫队将再也不受地域限制，可在全球“纵横驰骋”，日本的和平宪法面临真正的“死亡”，这势必直接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对亚洲及全球和平格局造成挑衅，日本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煽风点火，挑起排华情绪寻衅滋事。在马来西亚9月16日举行的反华人示威中，有华人女记者报称被示威者咒骂为“中国猪”，又被叫“滚回家（中国）”。
我为什么留意日本的一举一动呢？因为我太憎恨这个国家了！1932年，我的爷爷当时年仅17岁，就在淞沪会战期间应征入伍了，在战争中被打掉了一只手和一条腿，我小的时候常常会听爷爷讲起当年他和日本鬼子打仗的事情，告诉我日本鬼子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烧、杀、抢、掠害死了多少中国人，每次爷爷都会在流泪后很自豪地告诉我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战士，然后很坚定地看着天空，向天空行军礼。遗憾的是今年胜利日的大阅兵爷爷没有亲眼看到，我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也会像我一样很自豪。
我对日本的仇恨从小就深埋在内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越感到自己的责任，每年的清明我都会默默地在爷爷墓前坐上几个小时，在回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在耳边回荡他每一句教诲。
2012年钓鱼岛事件期间，我曾单方撕毁向日企提供工程塑料原料的合同，并坚决抵制和破坏日企的正常生产，结果有十几家日企联合起诉我合同诈骗，我被金山区法院强制执行并被媒体曝光，新闻频道的主持人马凯洲还对我做了一个专访，特意在微博上做了一个互动，令我安慰的是有绝大部分网友是支持我的，还有人称呼我为英雄。
第二天，有一个年轻的设计师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做一款拖鞋，要在拖鞋上印上钓鱼岛和日本国旗，这叫“稳站钓鱼岛”和“踩死小日本”，并让我提供帮助。我二话没说当场支持，并决定提供给他塑料原料以及后期的生产资金，还告诉他要生产至少10万双，免费派送给全国的人民，要号召的中国人都去反日游行，当时我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马克抱头痛哭，期待着的国人都能穿上这双拖鞋浩浩荡荡地去日本大使馆那里去游行示威。
马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个穿上了这款拖鞋，并特意召开全体员工动员大会，特批这段特殊时间的生产作息，奖励每一个上街游行的员工，允许他们可以不必来公司上班还可照常领工资。在9月18日当天，我组织全体员工及家属近3000人浩浩荡荡在张堰工业区集合，然后分头向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出发，到万山路8号后直接把日本的领事馆堵个水泄不通，几辆警车还是很我们的游行，没有驱散我们，在现场一起和我们呐喊口号维持现场的秩序。
那年的场面一直回荡在我脑海中，好像爷爷当年浴血奋战的情景，我们每个人都从内心发出了歇斯底里地呐喊：“滚出钓鱼岛，还我山河！”那晚，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我与马克通了电话，电话里双方嚎啕大哭，这哭声是一直压抑在内心的激情释放，一种对爷爷以及无数老一代革命先烈的慰藉。
钓鱼岛事件游行示威后，东方卫视以及国内众多主流媒体纷纷要求对我采访，我在《可凡倾听》的专访时，我详细讲述了这半年以来自己的心理路程，向观众讲述了我爷爷作为一名普通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战士的个人经历。媒体的力量就是大，原本在钓鱼岛反日事件中我损失了一千多万，结果媒体对我的事件报道后，很多企业主动打来咨询电话沟通合作的事情，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企业家，我至今仍引以为豪。
今天中午，我坐在徐家汇的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虽然是防空演练，我仍抖擞着精神站了起来，服务员以为我有事特意走到我桌边，我问她难道没听到防空警报吗？只见她和其他顾客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更有甚者说我是神经病一惊一乍的，我无语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家咖啡厅，漫无目的地朝大街上走去，路上行人都是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表情，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聆听这防空警报声，更别说能有几个人知道这防空警报还有三种信号？
就在昨天，我在苏州开会，正好他们城市也在鸣防空警报，我就注意到广场上组织数百普通市民进行民防演练，很多也结合试鸣组织学生进行疏散等活动，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在试鸣的间隙同步播放民防宣传片。其中有一个，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大家集体在操场上默哀三分钟，另外，全体师生也在各个班级集体肃立默哀。但我今天在上海看到的情形却令我失望，更令我担心，会不会有人还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
也就在今天上午，日本执政联盟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只要这一系列安保法案通过，一切将会改变，到时日本不仅可以在遭到攻击时“还手自卫”，而且可以在没被惹着的情况下对外出手，甚至主动出击驰援盟友。总之，自卫队将再也不受地域限制，可在全球“纵横驰骋”，日本的和平宪法面临真正的“死亡”，这势必直接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对亚洲及全球和平格局造成挑衅，日本军国主义必将再次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煽风点火，挑起排华情绪寻衅滋事。在马来西亚9月16日举行的反华人示威中，有华人女记者报称被示威者咒骂为“中国猪”，又被叫“滚回家（中国）”。
我为什么留意日本的一举一动呢？因为我太憎恨这个国家了！1932年，我的爷爷当时年仅17岁，就在淞沪会战期间应征入伍了，在战争中被打掉了一只手和一条腿，我小的时候常常会听爷爷讲起当年他和日本鬼子打仗的事情，告诉我日本鬼子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烧、杀、抢、掠害死了多少中国人，每次爷爷都会在流泪后很自豪地告诉我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战士，然后很坚定地看着天空，向天空行军礼。遗憾的是今年胜利日的大阅兵爷爷没有亲眼看到，我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也会像我一样很自豪。
我对日本的仇恨从小就深埋在内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越感到自己的责任，每年的清明我都会默默地在爷爷墓前坐上几个小时，在回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在耳边回荡他每一句教诲。
2012年钓鱼岛事件期间，我曾单方撕毁向日企提供工程塑料原料的合同，并坚决抵制和破坏日企的正常生产，结果有十几家日企联合起诉我合同诈骗，我被金山区法院强制执行并被媒体曝光，新闻频道的主持人马凯洲还对我做了一个专访，特意在微博上做了一个互动，令我安慰的是有绝大部分网友是支持我的，还有人称呼我为英雄。
第二天，有一个年轻的设计师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做一款拖鞋，要在拖鞋上印上钓鱼岛和日本国旗，这叫“稳站钓鱼岛”和“踩死小日本”，并让我提供帮助。我二话没说当场支持，并决定提供给他塑料原料以及后期的生产资金，还告诉他要生产至少10万双，免费派送给全国的人民，要号召的中国人都去反日游行，当时我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马克抱头痛哭，期待着的国人都能穿上这双拖鞋浩浩荡荡地去日本大使馆那里去游行示威。
马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个穿上了这款拖鞋，并特意召开全体员工动员大会，特批这段特殊时间的生产作息，奖励每一个上街游行的员工，允许他们可以不必来公司上班还可照常领工资。在9月18日当天，我组织全体员工及家属近3000人浩浩荡荡在张堰工业区集合，然后分头向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出发，到万山路8号后直接把日本的领事馆堵个水泄不通，几辆警车还是很我们的游行，没有驱散我们，在现场一起和我们呐喊口号维持现场的秩序。
那年的场面一直回荡在我脑海中，好像爷爷当年浴血奋战的情景，我们每个人都从内心发出了歇斯底里地呐喊：“滚出钓鱼岛，还我山河！”那晚，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我与马克通了电话，电话里双方嚎啕大哭，这哭声是一直压抑在内心的激情释放，一种对爷爷以及无数老一代革命先烈的慰藉。
钓鱼岛事件游行示威后，东方卫视以及国内众多主流媒体纷纷要求对我采访，我在《可凡倾听》的专访时，我详细讲述了这半年以来自己的心理路程，向观众讲述了我爷爷作为一名普通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战士的个人经历。媒体的力量就是大，原本在钓鱼岛反日事件中我损失了一千多万，结果媒体对我的事件报道后，很多企业主动打来咨询电话沟通合作的事情，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企业家，我至今仍引以为豪。
今天，在这个时间我又回想起当年的方刚血性，我静静地开着车朝金山方向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