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应建仁20岁，小学毕业就在家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应建仁没想过改变。这年2月的一天，大队上银安小学的一位老教师推荐应建仁接替自己，“他觉得我还不错，踏实，再加上当时队上读过书 的人太少，我念了个小学就还算是数得着的。” 应建仁对这机会惊喜又犹疑。虽说是民办教师，又是在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年代，前任教师也因此改行去了供销社，但在应建仁心中，教师这个职业却依然让人神往。 银安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仅有的小学，最早设在马 鞍寨，那里有一座老旧破庙，村民将它稍作修葺后用作教室。那地方在山坡 上，四周荒凉，有次一个老师晚上值班看校，摸到床铺下软软凉凉的，原来是条大蛇。 小学后来迁到了大队部，应建仁的40年教师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内有三排座位，20多名学生分成三个年级，按排分年级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习课本或做作业。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作“复式教学”。 “老师第一天走到讲台上，先安排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做作业，接着给一年级讲课”。1978年入学的梦娃子对此印象深刻，聪明的他曾经在上一年级时被应建仁叫起来回答三年级的问题。也常有二年级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在期末被打回一年级，“也就是从这一排换到另一排。”梦娃子的表弟在他已经上了大学的时候仍在上小学五年级，还有一个孩子上了6年一年级，最后退学。 村民们并不认为孩子上学就真能“读出去”做个城里人，他们顺服上面的政策和前辈的经验，特别是女孩，推磨转灶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应建仁不得不和这种“传统”搏斗，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发动干部一起说服，同家长以及贫穷争夺那些有希望的学生。 每当发现一个“尖子”，应建仁就会感到学校和自己有了更多存在的理由，于是去向大队争取、去向村民争取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曾经有个家庭特别穷的学生考了第一名，我上门争取家长让他继续上学，可惜这个孩子却生病去世了。”应建仁说起这个孩子，至今黯然。 很多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带有“汤火关”或爬树上楼摔伤留下的伤疤，他们带着这些伤疤出外上学，像是故乡的烙印。陆续地，从这 些打了烙印的孩子中走出了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大学生。
1968年，应建仁20岁，小学毕业就在家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应建仁没想过改变。这年2月的一天，大队上银安小学的一位老教师推荐应建仁接替自己，“他觉得我还不错，踏实，再加上当时队上读过书 的人太少，我念了个小学就还算是数得着的。”
应建仁对这机会惊喜又犹疑。虽说是民办教师，又是在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年代，前任教师也因此改行去了供销社，但在应建仁心中，教师这个职业却依然让人神往。
银安小学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仅有的小学，最早设在马 鞍寨，那里有一座老旧破庙，村民将它稍作修葺后用作教室。那地方在山坡 上，四周荒凉，有次一个老师晚上值班看校，摸到床铺下软软凉凉的，原来是条大蛇。
小学后来迁到了大队部，应建仁的40年教师生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内有三排座位，20多名学生分成三个年级，按排分年级坐。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习课本或做作业。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作“复式教学”。
“老师第一天走到讲台上，先安排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做作业，接着给一年级讲课”。1978年入学的梦娃子对此印象深刻，聪明的他曾经在上一年级时被应建仁叫起来回答三年级的问题。也常有二年级学生因为成绩太差在期末被打回一年级，“也就是从这一排换到另一排。”梦娃子的表弟在他已经上了大学的时候仍在上小学五年级，还有一个孩子上了6年一年级，最后退学。
村民们并不认为孩子上学就真能“读出去”做个城里人，他们顺服上面的政策和前辈的经验，特别是女孩，推磨转灶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应建仁不得不和这种“传统”搏斗，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发动干部一起说服，同家长以及贫穷争夺那些有希望的学生。
每当发现一个“尖子”，应建仁就会感到学校和自己有了更多存在的理由，于是去向大队争取、去向村民争取的时候也就更有底气。“曾经有个家庭特别穷的学生考了第一名，我上门争取家长让他继续上学，可惜这个孩子却生病去世了。”应建仁说起这个孩子，至今黯然。
很多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带有“汤火关”或爬树上楼摔伤留下的伤疤，他们带着这些伤疤出外上学，像是故乡的烙印。陆续地，从这 些打了烙印的孩子中走出了第一个中专生、第一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