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佬的高考：马云数学考1分 俞敏洪40分钟交卷

1982年的时候，18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不过马云并没因数学不好而退缩，反而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因为在他的报考志愿表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

当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也算创造了个小奇迹，他的数学成绩是——1分。

心灰意冷的马云和他一个表弟一起去宾馆应聘服务生，结果因为长得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意思，愣是让老板给拒了。没办法，他通过找关系，才做了一份给出版社送书的活儿。也许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但是这时候路遥的《人生》的改变了马云的想法，马云开始了艰苦的复读，并在19岁的那一年，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不过他的数学成绩嘛……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的数学成绩实现了同比1800%的迅猛增长——19分！

马云又开始了一遍打工一边复习的日子。就这样，到了马云20岁那年，他毅然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在马云高考的前一天，有一位姓余的老师对马云说，就你这个数学成绩，能考及格了我就把姓儿倒过来写。无论这老师是什么心态，马云是被刺激的够呛，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在考数学之前，马云背下了10个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开始以后就一个一个的往公式里套。用这种独门绝技，马云这次数学的考试成绩还真就及格了——79分。

虽然马云这回数学成绩大幅提高，不过他总分数比本科线还是差5分。唉，也行啊，马云心想，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管他是本科还是专科，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份坚持。就当马云准备进杭州师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年杭州师范英语系由于刚升到本科，以至于报考的学生竟然不够招生数。于是校领导做了一个令马云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决定，那就是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升本科。

于是，英语成绩很牛的马云光荣的以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州师范。

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了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 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

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这次的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俞敏洪和二十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

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老师对俞敏洪说，如果你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但俞敏洪的语文是58分。俞敏洪不敢下笔填北大，还是老师帮他填的志愿。

8月底，俞敏洪的同学们几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却什么也没收到。按常规，北大是第一个发录取通知的，老师就说俞敏洪大概没戏了。这时候，俞敏洪真的特别难受。有一天俞敏洪和妈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俞敏洪说县里有电话来。

俞敏洪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俞敏洪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俞敏洪问他是哪个学校，他故意说自己不知道。俞敏洪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和两个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像范进中举一样跑到马路中间又蹦又跳，连大卡车都停下来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学毕业前的这段时间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被确定了的：小学—中学—考大学。可是对于郭广昌来说，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出现在中学时代。

像大多数的农家父母一样，郭广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跳出“农门”，因此父母让他报考师范，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跳出“农门”，就这样，成绩优异的郭广昌报考了师范。

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郭广昌，就像拿到人生的判决书。难道这辈子就待在东阳做一名乡村教师吗？自己的大学梦呢？东阳中学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中师生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广昌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席，背了十几斤米，来到了东阳中学。高中3年，靠着每星期回家背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他熬了过来。

1985年，18岁的郭广昌又面临一次选择——高考。有意思的是，念理科的郭广昌竟然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正是这两个关键的决定，几乎影响了郭广昌的一生。正是因为读了高中，才有了他后来的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哲学，则是因为那时最热门的讲座，都在哲学领域。

1992年，郭选择和校团委4个伙伴下海创业。哲学带给他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即要在别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

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1981年从培黎学校毕业后，潘石屹又以整个石油部系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石油管道学院。

1984年，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 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捧上了铁饭碗。在那里，潘石屹很快找到了让领导重视他的窍门，那就是记清楚所有的工作数据。处长向局长汇报工作，局长向部长汇 报工作，都需要用数字说话，而他们都记不清楚数字，他们需要带一个人汇报数字。每天下班之后，潘石屹就将各种计划样本拿出来背，最后，这些数字小数点之后 的好几位，潘石屹都能记得住。科长开始欣赏他，处长开始欣赏他，主任也开始欣赏他。他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成为领导身边必带的“红人”，仕途看上去很美。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当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时，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难道一生将与一套桌椅共同度过？

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在那里度过了他感到压抑的一段时光。一直到两年之后，新的机会终于出现了——1988年到1989年的海南岛，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此前，他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首次南行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对深圳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郭去疾表示，自己就是首批被“抓”到的电脑娃娃。小学4年级第一次在学校机房接触计算机，郭就深深入迷。小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学的计算机编程比赛，得过各种大小二三等奖。

后来郭去疾终于“修成正果”，以“省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身份被保送到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了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于七八十年代曾经出过几个“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

据悉，由于少年班学生年龄普遍偏小，曾引发过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问题。后来发展了一批正常高考录取的学生，郭去疾恰好又赶上了这一波。

准确来说，郭去疾当时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据悉，这是由几十个“尖子”新生组成的班级，与“少年班”共同接受强化培养。

实际上，郭去疾不仅是一个“计算机神童”，还是一个“学习狂人”。记者在网上搜索“郭去疾”发现：当年成都市石室中学有个叫郭去疾的学生，从读小学至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多个学科的竞赛三十余次，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

电视台对他作过专访，当被问及是如何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这位“获奖专业户”还曾与伙伴们分享过制订复习计划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学习上游刃有余，这位对计算机痴迷的少年在大学没有选择计算机专业，而是学习了电子工程。在郭去疾看来，电子工程专业更有挑战性，“计算机这块已经钻的差不多了”。

“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经贸委做经济情报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创业，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